上海，其身份声名远扬，魔都、东方巴黎、国际都会……许多人倾慕其独特的现代化景观、艳羡那份文艺的氤氲气氛。就像杨早在书中写道：“上海是不用介绍的都市。常常被用来与北京比较，‘双城记’。它越大，越迷人。你就越容易迷失其中。”

然而，当精明、雅致、排外等形容词成为这座城市的刻板印象时，追踪其过往，探寻根系和缘由，似乎成为了一门文化的必修课。

在近期出版的新书《城史记》当中，杨早讲述了他经历过的十座城市，其中上海是他所在时间较短， 但对其历史文化始终感慨不已的一处所在。作者结合自身在上海的际遇，以通俗小说为镜，透射描绘了彼时20世纪、那个风云诡谲的变幻时局中，一幅灯红酒绿、先锋前卫的洋场图景。西餐、马戏、洋商、买办，原来都早已不可否认地成为了上海基因链条上的一节。

【资料图】

本文摘编自杨早的《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01

我的上海初印象

我相信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以外的小孩都见过一个个或大或中的尼龙手提包，通常是深色，上面有大大的手写体或美术体“上海”，花体英文“Shanghai”，图是一幢幢高得吓人的摩天大厦，大一点还许画出一弯黄浦江与外滩。

这个包通常提在出差归来的长辈、亲戚手里，放下拉开，里面拿出一块块衣料、一条条丝巾、一包包大白兔奶糖，像哆啦A梦的口袋，又像渔童的聚宝盆。拎包人的手上，还可能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你听说过北京牌手表吗？纽约？东京？香港？NO！只有上海，才配将自己的名字铭在那精巧的机械表盘上。

这就是上海留给我们的初印象。那是一个神秘的“远东”都市。小人书上说，1949年以前，那里是“冒险家的乐园”。鲁迅的墓在上海，一口四川话的陈毅市长在上海，哨兵头上的霓虹灯在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电影的片头， 不是“八一”的军徽，不是北影长影的工农兵，是一块闪闪发光的翡翠一样的牌子，“上海”两个字是篆体，每次总让我想到贾二哥那块通灵宝玉。我得承认，我在上海待的时间太短，我对这座中国第一大都市没有切肤的体认。不怕诸君笑话，我是2000年才第一次去上海，又二十年过去，去上海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电影《色，戒》

谈到上海人，历来的评价总不大好听，“精明”咧，“小气”咧，“瞧不起外地人”咧，批评多得几乎形成一种共同的偏见。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最喜欢和乘客聊天，但要是碰上一位上海阿拉，保管一言不发。参加旅游团，有些人随时随地会摸出一个小本子，念念有词地记：一罐可乐三元，一卷手纸两元……一问，是预备旅游结束后几个人分摊的。上海人，绝对是上海人。

所以我本不该对上海胡说八道。通常游玩一座城市只需要三天；要体味这座城市的感觉，至少要三个月；深入了解，三年；全面把握，三十年也未必够 —多少生于斯长于斯的善良人，要看报纸才知道：啊？！这个城市这么乱？有这样的事？

然而上海不同，它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在全国的影响力，决定了它对于我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关于上海和上海人的想象太多太多，以至当我真正站在外滩的夜晚，会觉得这一切真是太熟悉了，就像第一次看见天安门的感觉，谁会觉得自己是“第一次”看见天安门？阅读这样一个熟悉而陌生的都市，所有体验似乎都成了一种印证，对记忆和想象的对照和修正。

电影《风月》

第一次去上海，在南京路口闲逛，很快就口渴了。街头有“台湾珍珠奶茶”，招牌上写着：三元一杯，五元两杯。打折鼓励大家多买，各地皆有的生意经，总不能这也说成上海人的精明吧？我就买了一杯，交了钱，正等小姐给我炮制。突然有人点一下我的肩膀，一回头，是一位少妇，朝我说了一句上海话，看我在发怔，又用普通话说了一遍。其实她的第一句话我也听懂了，她说的是：“阿要买？我同侬拼一杯好伐？”

我只好说：“我已经买了。”少妇惊讶地重复：“你已经买过了？”失望兼难以置信。刹那间我感到十分抱歉，因为她一定觉得我是那样的阿木林，自己多花了五毛钱不说，还害得她要为省这五毛钱另想办法。

各位，除了上海，会有哪个城市，一位少妇为了要省五毛钱，去点一个陌生男子的肩膀吗？我以前在广州的时候，每天要坐45路去上班，有一天（当然是在实行无人售票制以后）等车，我发现前面一位女孩频频回头瞟我，瞟得我狐疑起来。靓仔？显然不搭界。通缉犯？有一点像，不过发现通缉犯如果不报警就不要引起他注意才对。像她的男朋友？真没眼光……直到车来了，她显然不太情愿把手里的两元钞票塞进票箱，我才恍然大悟：她想问我有没有一元钱，好一起买票！她最终还是不好意思开口。

请不要误会，我对上海少妇绝没有蔑视或讽刺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性格。我相信她不是为了省这五毛钱，不过既然商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若不加以利用，那真是对自己智力的侮辱。这就是百余年来上海人在一个商业都市里历练出的精明，这种精明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不是省不省五毛钱可以概括的。

当然，这种精明有时会让人觉得好笑。那天去逛——嗯，还是不要说名字吧，某商厦，那里有观光电梯直达十二层，可以饱瞰上海市容。看累了，走吧。电梯向下是不载客的！真是用心良苦哇，这在北京，在广州，在香港，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吔！走楼梯，一层又一层，四周商品琳琅满目，看都不看。上海人真小气，哪有这样逼着人逛商场的！

可是，周围的上海人好像安之若素，心甘情愿地被迫在商场里逛来逛去，就像他们安然地穿过地铁里或许是不必要的长长的地下商街，这里的顾客也不比隔壁的什么大厦少。大概上海人就是这样，自己精明，也不拒绝堕入别人的精明，这样上海就成了一个精明的世界。别人看不惯，那是因为在别人的地方。在这里，一切都好。

比起上述的浮光掠影瞎三话四，我更熟悉的是历史的上海，《申报》与《图画日报》里的上海，老照片与月份牌里的上海，《海上花列传》与《歇浦潮》里的上海。那是作为 “洋场”留在近代中国记忆里的上海。

02

洋场十里，华灯凄迷

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地位是独特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在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上海无疑是这种剧烈变化的第一站。作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和内陆城市的风气差异，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

学者罗志田引用内陆省份山西举人刘大鹏的说法“中国渐成洋世界”（《退想斋日记》），而这“洋”世界，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1842年，上海开埠，自此它的命运变得颇为耐人寻味：它是东西方世界的相遇点， 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之处。很快，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

电影《阮玲玉》

当同乡好友向《新上海》的叙事者陆士谔提出“来上海逛一回子”的要求时，陆士谔回信：“上海时髦世界，似吾兄这样古道，恐未必相宜。”在陆士谔看来，“不慕荣利， 不求闻达”的中国传统士人与上海的现代气质格格不入。果然，他这位好友在上海游历一番之后，“气也气死了”，只好逃回家乡。按照清人孙宝瑄的说法，周边城市与上海的风气差别，几乎达到五十年之久，而内陆北方与上海的差异，足足有一百年。（《忘山庐日记》）

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以“摩登”来标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上海摩登”的面相相当丰富，在他看来，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在这里层出不穷：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等。

“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这种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城市体验”成为这个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有意味的是，为这些精彩的城市文本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依托的现代印刷术和近现代出版业、传媒业，也源自西方。

唐振常在总结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时，得出这样的规律：“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的城市文学也经历了类似的经验变化，从清末民初小说中对“西洋景”的“震惊”体验，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以欣赏、羡慕的眼光展示上海的摩登面；再到20世纪40年代，成熟的海派作家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将西洋元素作为建构城市品格的素材之一，加以复制和利用。这些文本，特别是丰富的小说文本，共同构建出精彩的“上海传奇”。

想象你是清末民初的一个外地的游客，第一次来到上海，当地亲友为你安排的节目中必定包含以下几项：吃西餐、逛租界、坐马车，时间凑巧的话，看赛马会和水龙会也必不可少（《沪游杂记》）。这些旅游项目都是典型的“西洋景”，当一个上海人带着外地人游走于这些西洋景之间时，他要突出的无非是上海的“独特之处”——这个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不同。

03

吃西餐，看马戏

不管中国人面对以“租界”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会有何种复杂的心态，不容置疑的是，近现代上海作为中国最繁华的都市，标识其繁华程度的指标之一，便是在这座城市中长久风靡的各类西式娱乐和西式生活方式。我们已经不能将这种源自西方的生活因素局限于上海洋人或者租界居民身上，在记录上海繁华生活的通俗小说中，西式娱乐早已渗透于普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上海城市文化中标识性的组成因素。

尽管华洋有别，但上海引以为傲的特色都与西方息息相关。外地人到上海，除了人人向往又不便轻言的“逛堂子” （嫖妓），新鲜的娱乐不外是“坐了一天的马车，到张园、愚园逛了一会子，到一品香吃一餐大菜，又到南市新舞台瞧了一本戏”，这一来，“上海可玩的地方，差不多都玩遍了”。（《新上海》）坐马车是配合上海西人春秋两季赛马兴起的风俗，“男男女女，都打扮得花杂儿似的，坐着马车，到张、愚两园泡茶，绕马车兜圈子”。

看戏讲究看外国马戏，地点一般是在虹口百老汇路，如梦花馆主《九尾狐》中所写，

“盖着一座大布篷，四围都用白布遮满，当中开着一扇门，有几个印度巡捕看守”。场上布置与中国戏园不同，居中不搭高台，四周用栏杆围绕，上面挂着无数电灯。座位分为头等、二等、三等。三等座位 “却无一个西人在内。”

二等座位中西参半，头等则华人寥若晨星，只有官吏买办或高等妓女才会入座。上海观众最爱看的，一是西人将头放进老虎或狮子的口中——那时的中国卖艺者大多只能弄一只猴子来变戏法；另一种受欢迎的节目，是年轻西人女子在马背上表演杂技，作者赞为“虽无出塞琵琶曲，绝胜登场卖解流”，意即外国马戏远远胜过了中国传统走江湖卖艺的水准。

电影《花样年华》

“吃西餐”，在上海人心目中一度是时尚的象征。其另一名称是“吃大菜”，西餐被称为“大菜”，就味道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但赶时髦的人都以一尝西餐为荣。尽管许多传统文人批评，西人肴馔，俱就火上烤熟，非酸辣即腥膻，令人“掩鼻不遑”（黄式权《淞南梦影录》），但“一家春”“一品香”等番菜馆，以“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著称，也是时尚的象征之一。因此时髦人物，如洋装少年与高等妓女，都争相捧场。

在通俗小说中，“吃西餐”这一情节出现在不同场合，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也迥然不同，其中最常见的叙事功能包括以下两种。

其一，“吃西餐”是奢华时尚的生活方式，它成为上海的中上层阶级的待客之道，其不菲的花费本身，便是身份地位的标志。

《人海潮》中，从北京到上海做生意的李大人（前清翰林），一到上海，在有名的西餐馆“一苹香” 连着吃了几次西餐。头一次是两个人吃，要了一个大房间，光是房间费就要“五块半”；而后一次是中菜西吃，点的菜包括油氽土司（把土司中间挖空嵌入虾仁，用葱缚住下油锅氽）、奶油清翅、出骨鹌鹑、生炒香螺等。同席的客人问：“这席菜，价目怕不便宜？”李大人的回答是：“有限得很。”显然，这样新奇奢侈的菜品才能配得上李大人的身份地位。

其二，“吃西餐”过程中凸显的中西方饮食习惯的不同，使得它成为一道“试题”。通过者被视为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见过世面的新派；反之，在“吃西餐”过程中闹出笑话的人，则往往沦为小说讽刺挖苦的对象。这类笑话当中最常出现的，莫过于不会用刀叉、不习惯西餐的生冷食物、不懂西餐礼仪等出糗行为。

如《文明小史》中，姚文通被请吃西餐，最不能下口的便是一道牛排，拿刀子割开还是红通通的。况且中国人有不吃耕牛的习惯，因此西餐中的牛肉总是不受中国人欢迎，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小说中仍然如此。大小姐请乡下来的准婆婆吃西餐，先要吩咐把牛肉通通换掉。（《上海春秋》）《官场现形记》中的抚台大人要宴请洋人，也要请专人来开菜单、准备餐具、教导仆役礼仪等。而宴会上，行伍出身的洪大人把漱口水当作饮料喝，又因为自己削水果把指头削破，将一碗洗手水染得通红。一连串事故显然颇让宴会的主持者难为情。

番菜馆为了调和其中的矛盾，甚至推出了“中菜西吃”，如《人海潮》中的“一苹香”便提供这种就餐方式， 非常普通的中国菜，把菜分到盘子里，客人分别用餐，也就变成了一种“大菜”，给主人脸上多添了几分“文明”的荣光。

电影《色，戒》

除了西餐，我们在上海小说中屡屡看到的西方生活方式还包括：用西式家具铺设房间，特别是当红妓女，常以此来展示其时髦程度。如孙家振《海上繁华梦》中，一堂标准的洋家具包括：

“四泼玲跑托姆沙发一张，又沙发一张，叠来新退勃而一只，狄玲退勃而一只，华头鲁勃一只，开痕西铁欠挨两只，六根搿拉司一只，华庶司退痕特一只，辨新脱勃一只，次爱六把，梯怕哀两对，及特来酸等一切器具。”

这在今天看来，真是名副其实一笔糊涂账。好在作家留下了谜底，以上这些翻译成中文如下：

四泼玲跑托姆沙发是一张弹弓交子铁床，沙发一张即睡榻，叠来新退勃而乃梳妆台，狄玲退勃而是大餐桌，华头鲁勃是衣橱，开痕西铁欠挨是藤坐椅，六根搿拉司是穿衣镜，华庶司退痕特是面汤台，辨新脱勃是浴盆，次爱乃交椅，梯怕哀是茶几，特来酸等一切器具是大菜台上的碗碟等一切器具。

而在交通工具方面，不管是骑自行车，还是开汽车兜风，都在都市新贵阶层中流行。这些工具不仅承载交通的功能，更是生活姿态的展现；而看西人的赛马、赛狗等一系列活动，也成为中国人休闲生活中的盛事。在《海上繁华梦》中，两个朋友一起到上海游玩，一人因担心其友沉迷于花花世界，提议回乡，而另一人不回乡的理由是过两天便是西人赛马会，一定要开开眼界。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人自己的回忆中，赛马会给城市周边的农民带来了不少困扰。安排的路线经常会穿越他们的田地，因此农民用自己的方式“惩罚”参赛者，例如故意改变路标，把选手们引入发臭的河水中（《上海的英国人》）。但这类矛盾似乎从来不曾进入中国小说家的视线，上海通俗小说中呈现的“赛马会”，永远是城市繁华的集中展示场所。

正是这逐渐渗透于上海城市各阶层的西式生活方式，使得上海“洋味”十足，而在中西杂糅的背景之下，西方人的形象不像在内陆身份那样“特异”。从某种程度而言，上海人接受西式的娱乐、生活方式这一行为本身，便表现出这个城市面对西方世界的心态：好奇、羡慕、效仿，当然，其过程中也有不屑和拒斥。上海的“西洋景”渐渐成为这座城市特有的一道风景，而在这道风景中，“西洋人”的形象也渐渐清晰起来。

04

西洋人在上海

在美国人霍塞看来，统治上海这座城市的并不是中外官员，而是“大班”或“上海先生”，也就是最先来到上海经商的西方商人们。他在《出卖上海滩》中详细记叙了“上海先生们”的冒险史和他们最终在战火及政治格局的改变下不得不退出这座城市的结局。

对于中国人来说，洋商并不是敢于冒险的英雄，他们只是借助强势进入这个国家，并想尽一切办法来赚取利润，“唯利是图”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标签。事实上，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上海被规定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对西方敞开大门，而洋商在中国所能获得的最大利润，无疑也来自鸦片这一充满罪恶的交易，因此，洋商在中国的形象可想而知。首先，他们是强势的，居高临下，且利用这种身份巧取豪夺；其次，他们在面对中国人时傲慢无礼，哪怕是面对官员；再次，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奢华而无节制，并享有大量特权。这一切在当时的小说中都有所展现。

因为职业的关系，大小洋商在日常生活中大概是和中国人交往最多的西方人。在一系列的官场小说中，洋商的形象至少有一个类似点，即利用中国官府的“惧洋”心理，欺压中国百姓，寻求最大利益。当然，此类小说与其说在批判洋商，莫如说在讽刺中国官吏的无能黑暗，洋商在这些小说中既没有名字，也不存在性格描写，更像是一个“符号”。

如《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有一个治下极严的制台，面对洋人却唯命是从。他治下发生两起“涉外”案件：一是一个洋人从中国人手里买地办玻璃公司，却被骗了；一是洋人负责讨债，逼死了一个中国人，引起众怒。而制台的处理原则是：“洋人开公司，等他来开；洋人来讨账，随他来讨。总之，在我手里，决计不肯为了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

电影《色，戒》

在展现洋商形象的小说中，《海上繁华梦》是比较特别的一本。在《海上繁华梦》中，最先登场的洋商是大拉斯，小说中描写他“年纪约三十左右，虽是个外国人，讲得好一口中国话，一样叫局搳拳”。大拉斯混迹于一群中国的浪荡子弟之间，其行事方式、生活习惯似乎并无多少不同，打麻将、叫局，甚至用中国话开玩笑，无一不会，只有偶尔从口中蹦出的“佛哩孤得”（very good），提醒读者这是一个外国人。结果由于生活放荡，他被国内的上司解雇归国。大拉斯在小说中的功能其实和他过从甚密的败家子弟没有多大区别——警醒读者而已。不过，作为洋商的大拉斯在这个小社交圈中的频繁亮相，确实渲染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洋场氛围：洋商和普通中国人的密切交往只有在这里可能实现。

《海上繁华梦》的下部，登场的是另外两个洋商：麦南和富罗。麦南替自己的两个中国朋友打抱不平，答应为在赌场上被骗的他们讨回公道，也由于他的洋人身份，官场对他代禀的这一案件相对重视。而富罗第一次出场便是喝醉状态，此后更借助麦南之口，说出他酒性不好，经常喝醉闹事。富罗结识了假洋人“贾维新”，从此两人常常结伴出入青楼，每每生事，殴打妓女、摔坏东西、随地呕吐……富罗在小说中是典型的反面角色：

“一来他脾气不好，动不动要乱撒酒疯，二来他自从认得了贾维新，学了许多坏处，吃酒只花下脚，节上边没有酒钱，局账更是不必说了，一齐多写入漂字号里。人家见他是个洋人，当面只是没奈何他，背后却咒骂得个不可收拾。”

这类洋商形象的出现，其实已经将洋商纳入上海的日常城市生活之中，他们在小说中的行为举止或严谨，或放荡，或小心，或滋事，其不同面相的呈现已经使得他们的性格不再是用“洋商”的单一标签所能概括，这是否也说明，西洋人的形象在脱离了最初的“奇”之后（强调中西之别），已经进入可以被“平视”的更丰富的阶段呢？

综观20世纪20 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小说中的洋人形象，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单是洋商如此，总的说来，西洋人的形象在上海的小说中越来越日常化、多样化。他们被关注的原因和重心不再是“洋人”这一身份本身，而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文化心理等。换句话说，他们不再只是“洋人”，他们终于回归普通“人”的行列。

05

买办和西崽

中国人对“买办”和“西崽”的态度相对复杂，总的来说，多数中国人对他们持一种蔑视的眼光。他们被视为“洋奴”，身为中国人却甘心为洋人做事。这使得他们在品性上具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因此不论最后是否能成为大富之人，他们在小说中出现的面貌总是不那么讨喜。

“西崽”一般用来指称在洋人手下打杂，或者在西餐馆、西洋百货店等处工作的伙计，他们的身份相对较低，从事的工作也不受人尊敬。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是西餐馆的西崽，不过其形象相当单一，和中国餐馆内的同行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收取的小费似乎比后者丰厚。身份特殊一点的，是在洋行工作的西崽，又分为“房里的”和“写字间”两类。

写字间西崽相当于实习生或者最低级的职员；“房里的”则比较特别，《新上海》中说这一类西崽“房间里一切事情都要他做的”，例如“洗马子、倒便壶、洗澡擦背等等”。做这样低贱的工作，服务对象又是外国人，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不过《新上海》中的这个西崽，因为做事巴结，颇得洋主人的信任，很快升到管家。几年后，他成了洋行的账房先生，帮主人做生意的同时，自己也找机会大做房地产买卖，前后不过十多年，居然就积累了八九百万的家资，成为上海的首富。

“买办”的身份高于“西崽”——这一称呼来自“comprador”一词，中文音译为“康白度”，原意是采买人员，翻译为“买办”。

清初，买办专指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雇用的居间人或代理人。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和西崽一样，“买办”介于“华洋”之间，且往往因为懂外语而在居中交易时占中国人的便宜，其形象自然也不见佳。

电影《阮玲玉》

在20世纪早期的通俗小说中，买办在中国人眼里，除了洋奴这一身份，更可恶之处在于他们常常仰仗洋人的力量，在生意场上进行不公平竞争。

《海上繁华梦》中最先出场的买办“说得好一口‘也斯渥来’的外国话，写得好一手‘爱披西提’的外国字，在西人大拉斯开的大商洋行做买办”。这个人打扮得异常华丽，花钱极其散漫，其实“内里头却也有限”。书中给他安排的下场相当凄凉：他的老板因为出入妓院，名声不好，被召回国，他自然也跟着失业， “听说今年坐在家中，没出过门”。

使买办形象更复杂化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行的左翼文人创作的小说，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成为左翼小说批判的对象之一。

其中最经典的文本当数茅盾的《子夜》，通过买办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展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力成长的时代悲剧。小说中倚仗外国金融势力最终击败竞争对手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其人物性格的复杂也远远超过了早期小说中的“康白度”们，成为其阶层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要言之，在上海开埠已久，华洋社会已界限渐泯，但又尚未“工业化”，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前，也即马克思关于资本与阶级的理论尚没有足够的剖析对象之前，“西方”与“西方人”，在上海通俗小说中，仍是被放置在传统社会的框架中加以叙述与想象。在已经尝到西化甜头的上海人眼里，西方的路政、法制、器物，都是较之老中国更先进的，而洋人，也不再像开埠之初那样非我族类，难以理喻。国既未亡，街市太平，正不妨以洋为时尚，傲视尚未开化的 “乡下”—即使是京师人，也须到上海才能吃到地道的大菜，看到原装的西洋把戏。

小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承担卫道的使命，这就使通俗小说作者在看待迥异于中国社会的“乱象”时，比起《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等文人笔记，多一份平和与趣味，也更贴近上海市民的真实心态。而众多小说在不经意间，构造的是一个畸形而虚幻的“消费社会”，它借助外来资本的输入与内陆资源的输出，实现了当时中国国力远不足以催生出的“洋场风景”。

这种描写，笼罩了对于日后关于上海的叙述与想象。从日后的左翼小说到“新感觉派”再到跨越数十年后卫慧、郭敬明甚至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叙述者历尽沧桑，上海作为西方镜像与中国内陆的差异化描写却历久弥新，这几乎已经是内在于上海的某种文学基因。

罗大佑《上海之夜》中唱道：“洋场十里，华灯凄迷。”照亮这十里洋场的，毕竟还是凄迷的“华灯”。中国的叙述者也必得在这难描难画的已化入骨血的西洋景里，才能照见这座都市的独特、瑰丽与孤单。

本文摘编自

《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

作者：杨早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出品方：后浪

出版年：2023-5